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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 婚嫁

解放前,男女婚姻均须遵从父母之命,婚事过程,封建迷信色彩浓厚,礼仪亦颇繁琐。通常做法:说媒,男方请人去女家做媒,女家如同意,双方父母互往相看,认可可以议婚,然后进行“合婚”。阴阳先生按男女生辰、属相,通过占卜推卦认为不相犯克,谓之吉婚,议婚乃成。如不然,或生辰不佳,或属相相克(如“金鸡怕玉犬”“羊鼠一旦休”之类),j即使门当户对,郎才女貌,也断然不可成婚。合婚后,尚有“相看门户”之举,一般先到男家,后到女家,人数不多,除双方亲长外,另请近戚至亲陪偕而去,双方各自张筳设席,款待新亲。男方至女方家须带银钱、不帛等送予女方,谓之“过小礼”。婚期前月内或月余,男方再携猪(羊)、酒、衣物送女家,谓之“过大礼”。结婚,男家叫取媳妇,为一家最大喜事。有送亲和娶亲两种形式。一般多为送亲。路远者,婚日前一天,女家把姑娘送至男家附近,找一住处,叫“打下处”,待翌日送至男家;两家相距较近,则无需次过程。

结婚择日吉日吉时,一般多在日出卯时或更早一点。喜车到达男方大门口,不立即进院,关上大门停一会儿,俗叫“憋性儿”,意为新娘经此一憋脾气会变得柔顺。然后由送亲车娘搀扶新娘下喜车、踩红毡,走到在庭院早已摆好的“天地桌”前,同新郎一起跪拜,俗谓“拜天地”,为结婚礼仪中至关重要的一项。拜毕由新郎陪领新娘登堂入室;进房门时新郎揭去蒙在新娘头上的红布,叫“揭盖头”。然后入洞房,新娘上炕面向吉方坐上片刻,谓“坐福”或“坐帐”。与此同时,女家借请男家厨房宴请新婿,“管小饭”,多是包小饺子,由新娘之弟作陪。这是新婿吃丈人家第一顿饭。新婿往往停箸不吃,等待丈人家赏红包,有的一停在停,赏钱一增在增,才举箸用餐。富有家庭办喜事请鼓乐,此时吹小喇叭,作细乐。“坐帐”片刻,新娘进行“开脸”(用线将面部汗毛绞净)梳发,一改姑娘发型为妇人发型,谓之“上头”然后下地给男家父母、其他亲长敬烟,叩拜(有的行礼),俗称“装烟”。受烟、礼之亲属赠新娘银钱或首饰,谓“装烟钱”。至此,新娘算是列为男家正式成员。至晚,入洞房,夫妻对坐吃特意擀做的加宽面条,谓吃“宽心面”。弟妹和朋辈、子侄多者,入睡前常有嘻笑戏谑活动,叫做“闹洞房”。结婚翌日,向新娘介绍家族、至亲的长辈和同辈如兄、弟、姐妹等,叫做“分大小”。

婚日,男家亲友邻里均来贺喜并馈赠银钱,俗谓“上礼”。摆桌子,立帐簿,请专人收钱,叫“设帐桌”。婚家备酒席招待上礼来宾。女方嫁女,俗叫“姑娘出门”,也有一番举动。婚日前一天,家族亲友,街坊近邻为出嫁姑娘赠送钱物,叫“填箱”。女家也照例设宴招待。婚后三日(或五日、九日),新婚夫妇携礼物去女家串门叫“回酒”。

结婚过月,女方回娘家串门,住个把月,俗谓“住家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宣传贯彻婚姻法,废除封建婚姻制度,实行婚姻自主,近年提倡晚婚,实行计划生育,婚事礼俗也有所变化。但诸如“相看门户”,要彩礼,以及“收礼”、“填箱”等旧习仍有延续,尤以农村为甚。受旧习影响,结婚大都选择“双日”,公、农历均为偶数日最好,至少也要农历为双日,一、三、五、七单数日,绝不举行婚礼。现行婚礼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势:

1. 新式结婚、茶点待客

婚礼多在上午八、九点钟举行。仪式较简单,新郎新娘入席行礼后,通常有主婚人、介绍人讲话,来宾致贺词,间或有新郎、新娘谈恋爱经过等项。婚嫁用糖果、烟茶招待客人,不备酒席。部分城镇居民、干部家庭主张婚事简办者多用此种形式。

2. 新旧参半、设宴收礼

农村居民,宥于旧习,男婚女嫁,多是新旧参半。诸如“拜天地”磕头、“坐帐”等旧仪以及相命、合婚等迷信习俗已不多见,但公开收礼钱、设帐桌、摆酒设宴等旧习,近年又有渐盛之势。部分城镇居民和干部家庭也概莫例外,只是不公开设帐桌,贺喜来宾把贺礼(多数是人民币)直接交给婚家父母或其他亲长。

3. 旅行结婚

议定结婚日期,男女相偕外出,在旅途中结婚。出游三日五日十天半月不等。新婚夫妇喜庆归来,宣布已经结婚。这样,既有双双旅游之乐,又可免却许多旧俗之扰。此种结婚形式,近年渐多,城乡皆有,城多于乡。

4. 集体婚礼

举行集体婚礼,虽有提倡,但实行者少,未被普遍接受。

不论用何种形式,婚前均需进行结婚登记,当地政府发给结婚证书,作为法律上承认之标志。

近年,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,现代消费意识在婚嫁礼俗上也反映出来,且愈来愈强。一是讲究嫁妆,姑娘出嫁,娘家要下大力置办嫁妆。普通人家除衣服、被褥外还要陪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收录机,家境富裕就更加讲究,彩色电视机、音响、电冰箱等无或少缺。二是追求排场风光,城镇送亲,用大轿车、面包车,新娘多乘小轿车。条件好者,还要录相。

 

二、 生育

生儿育女,属喜庆事,从来即有贺喜之风。旧时,生育后,在大门口悬挂起系有红布的弓箭,即所谓“悬弧”之喜。产妇母家、至亲近友以及有过往的街坊邻里,多送鸡蛋、面粉、红糖等礼物,叫做“下奶”。婴儿生育及月,谓“满月”。外婆家多制备花红被褥或衣袄之类,亲友或钱或服饰赠与小孩,谓“做满月”。主人家则设筳摆酒相待,此谓“请满月酒”。解放后,“悬弧”旧习已不多见,但贺喜馈赠之风仍延续不衰。近年来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加之计划生育之实施,生孩子受到家庭社会的极大重视,因而,看产妇,送礼“下奶”之风愈盛,馈赠也愈重。人工流产或做结扎手术,也多有馈赠之举。礼物大都为鸡蛋、肉、面及红白糖等物。给产妇下奶,近年以钱代物,直赠钱币者渐多,且数目越来越大。  

三、 祝寿

旧时,富有之家,多有祝寿之举。父母或祖父母诞辰,子女主持操办为之祝寿。家族晚辈,亲朋友好,或过往较密的街坊邻里,分来沓至,巨俸贺礼(银钱、糕点果品等),有的或书寿联,或献寿幛,以为祝寿之礼。主人则张筵招待。彼时,攀附之风极甚,竞相馈赠,接受贺礼愈多,显示门楣愈高贵,主人愈有体面。贫民百姓,为谋生计而疲于奔命,自然无力搞祝寿之举。解放后,祝寿之举渐衰。至近年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为老人庆寿活动又逐渐兴起,“逢五碰十”(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七十五。。。。。。)皆为大寿,多举行祝寿活动。但多限于子女、家族和至亲范围以内。礼物除寿糕寿桃之外,也有送银钱,以为寿礼的。由于精神文明的进步,社会上敬老之风日盛。老年伉俪喜届“金婚”(结婚50周年)、“银婚”(25周年)之日,有些人家也举行庆祝。

 

四、 建造住房

旧社会,建造房屋,均请阴阳先生看地势、方位是否吉利,叫做“看阳宅”。然后选吉日安梁架柱,俗谓“戳排”。照例燃放鞭炮,以示喜庆。并在脊檩正中,贴“八卦”,系红布条,“八卦”两侧多写“太公在此”“诸神退位”的四字对联,以求吉毕凶。房宅与左邻右舍在一条线上,后建房者,大都把房子向前建一、二尺,务求自己家屋压邻家一头,以期日子过得强于邻家。解放后,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,建房人家也多起来,房基地又统归集体安排,旧时“看阳宅”等迷信之举日趋减少,但画“八卦”,择吉日,在农村仍有沿袭。近年,城乡建房人家骤增,旧时风习已近绝迹。但请人帮忙,吃喝日益讲究,往往耗资甚巨。

 

五、丧葬

解放前,丧礼比较繁琐,中产以上,特别是地主官绅人家尤为讲究。一般风习,死者咽气前穿戴寿衣,头东脚西,停放在屋中间木板搭成的“拍子”上,这样,免得死在炕上(在炕上咽气叫“背炕走”,到冥司要受罪的)。咽气后,儿子上房在烟囱旁连喊“××,西方大路”此谓“指冥路”。死者有顶部放一碗饭,并插箸三支,箸端缠裹新棉花,俗叫“倒头饭”,足下燃一盏油灯,叫“照尸灯”。丧家大门旁悬挂纸幡,多大岁数多少张,叫“岁头纸”,男坐女右,望去即可知死者是老翁或老妪。对死者安排停当之后,子女偕孙辈人等,灯笼引路至街头土地庙,然后哭号归来,叫“报庙”。当日发讣告(旧称“丧帖子”)通知亲友,曰报丧。同时,子、女、儿媳及孙辈都穿白服,曰孝衫,男性并戴孝帽,女性裹白布包头,并腰系麻绳,鞋罩白布。对来吊唁的至亲密友,也分别赠送孝带或孝帽。亲友吊祭,孝子须向吊祭者叩拜,并陪拜陪哭。

成殓,是丧礼的第二步。一般是待骨肉亲人与遗体告别之后,多在死者第二天。棺前书写“先考(妣)×××之灵位”,谓之“明堂”。入殓时,忌暴露阳光,尸体多用布匹遮覆。殓后加棺盖钉铁钉,全家跪哭,大呼“××,躲钉”。一般贫民,入殓后即行安葬,家境稍好者停灵三天,中产以上或有停灵七天者,绅宦豪富则有停灵“三七二十一天”者,俗称“大发送”,均请僧道念经超度。停灵期间,每日早、晚一次“送浆水”:备香纸、提饭水、打灯笼,到村头小庙焚香、烧纸、洒饭水。徐行而去,哭号而返。

出殡礼俗亦颇繁缛。灵柩一起,全家举哀,大声哭号,随即将焚化纸箔的瓦盆摔碎,叫“摔丧盆”;灵柩经过路上撒“陌路钱”,俗称买路钱(至今犹有此风)。富有之家,雇吹鼓手,摆“纸草活”,随灵柩吹吹打打,直至墓地。下葬,焚化“纸草活”后,送葬人始归。

葬后三日园坟(家人将土坟加高加大),六日晚子女设祭向烟囱前跪哭,曰“上望”,俗谓死者七天登望乡台。尚有“头七”、“五七”,直至“烧百天”,“烧周年”等礼俗。三周年过后,则逢年过节,岁时致祭。

 

六、几个大节日

1、春节

以前过节叫“过年”,近年,为与新年相区别,通称旧历年,是人们最重视的传统节日。旧时,一进腊月,市镇商铺即挂起“年纸幌”(旧时称年货为“年纸”;商铺用神像、彩画装饰起来的出售年货的幌子叫“年纸幌”)。一般人家从腊月中旬,富有者富有者从腊月初就进城购买年货,俗称“打年纸”。贫苦之家,也想法买些香、纸、蜡烛和灶君、门神等物。腊月十五以后,人们就忙着蒸“粘饽饽”、杀年猪。腊月二十三为“小年”,晚上家家辞灶:用秫秸扎马、扎鸡,焚灶王像,吃灶糖,念吉利话(“灶王爷,本姓张,去上方,见玉皇,好话多说,赖话少讲”之类)。小年过后,各家开始“扫尘”(搞室内卫生大扫除)。除夕日(旧历三十)为旧历年高潮。是日贴对联,糊挂彩,悬神像,供“家堂”。上午,多数人家蒸馒头,办供桌供国。过午,“供大纸”:板升内盛满高梁,外糊绿纸,正面贴“满斗焚香”方形红纸,升上竖“全神码”(绘有诸天神衹的纸画),并焚香献供,鸣鞭炮。多日准备,至此算是“过年”。从这时起,清规戒律严极多,什么病、死、破、败等不吉利的字均须避开。而且脏水不许外泼,垃圾不许外倒,等等。除夕夜晚通宵不睡,叫“守岁”。夜半,家家院内升火,开始“接神”,鸣鞭炮,煮饺子。夜餐前,先“辞岁”:全家跪拜祖先,晚辈向长辈叩头;再拜年:按辈份、长幼依次叩拜,长辈向年幼的儿孙赏银钱,叫“压岁钱”。

大年初一(正月初一日),家家早饭吃饺子,已成多年固习。饭后开始拜年,亲友乡邻结队而行,挨门逐户作揖、叩头,或说“过年好”或说“见面发财”,热闹一上午。至此,春节高潮大体过去。正月初五,俗谓“破五”,家家包饺子,取“包破”之意。初五过去,节日气氛逐渐淡薄,正月初六为出行日,农村有车人家,套车出村走一程,应“出行”之例即归;城镇商铺则鸣鞭炮开市做生意。

解放后以至近年,人们仍非常重视春节。除供神、接神和各种禁忌等迷信习俗被摒弃外,其它如除夕守岁,吃饺子,大年初一拜年等仍延续不衰。

2、元宵节

正月十五,俗称灯节,为继春节后又一大节。旧时,乡间常在节日晚上“撒路灯”(谷糠拌火油,放置锅内点燃后,沿路撒放),城镇商户则扎点各种门灯,照亮街头。十四、十五两天晚上,人们特别是妇女夺出门散步或到亲友家串门,俗称“走百病”。近年旧习已淡,城乡每年都办秧歌,踩高跷,搞灯谜、放焰火,城镇尤盛。十五晚上家家吃元宵。

3.端午节

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,也叫端阳节,通称五月节。传统习惯,五月节粽子多为江米,江米少,即以年糕代替。是日早晨各家多吃鸡蛋,或者煮“荷包”,往往吃足才罢。旧时,房檐、门窗多插柳条、艾蒿,悬挂彩纸扎的葫芦、方印,小孩颈项、手腕、脚脖系五色线。近年,已无系线之风,但采艾折柳仍有沿袭。

4.中秋节

八月十五为中秋节,俗称八月节。旧时有供月之风,晚上,明月东升,设香案,摆月饼、瓜果供月。近年供月之风渐绝。过节吃月饼,家人团聚赏月仍盛行。

 

七、其它节令

1、农历正月二十五

俗谓“添仓”节。晨起后,用草木灰在庭院中撒出一个大大圆圈,圆圈中心撒下五谷杂粮,此谓“做囤”。意在祈求好年成,秋后粮谷满仓。

2、农历二月初二

俗称“龙抬头”,旧习有“领龙”之风。各家自屋内水缸处经院庭出大门径至井沿上,撒草木灰,蜿蜒如龙蛇状,叫做引龙或领龙。现已无“引龙”旧习,但照例改善生活表示过节。旧时二月二常煮猪头为肴馔。

3、清明节

每年公历四月五日为清明节。旧谚有“清明难得晴,谷雨难得雨”之说。是日如是晴天,即被认为预示好年成。清明,大家小户均上坟添土,焚化纸钱;近年,乡村不少人家仍沿旧习添坟烧纸,但只是一种纪念形势,虔信幽冥神鬼者,已为寥寥。

4、立春

是日传统习惯吃春饼,旧社会,富有者吃白面“合叶”春饼,平民贫户则碾高粱米面做薄饼或烙“合子”。

5、署伏

传统习惯署伏多吃面条,叫“吃伏面”。解放前,平民百姓吃不上白面,就用高粱米面掺榆树皮面擀成混合面条,以应节令。入伏后,人们翻箱倒柜晾晒衣物,防潮防蛀。

6、立秋

立秋日,多吃羊肉。夏秋交替,丰收在望,农民很重视这个节令,县内西半部多过立秋节。尤其近年,各地多有杀羊喝羊汤习惯。

7、七月节

农历七月十五,俗称七月节。旧时称鬼节。是日家家上坟烧纸。县内东部多过七月节,西部过立秋。

8、腊八

腊月初八日,旧时叫“腊八”,是日乡民多煮粘米粥,有的加小豆加糖,吃粥叫“喝腊八粥”,有谚语“喝了腊八粥,姑娘媳妇往家遛”。媳妇住娘家,最晚以腊八为限,不能超过。

9、下元日

农历十月初一为下元日,各家都上坟烧纸,意为冬日将至,焚化纸钱为死者送置棉衣。离坟墓远者即在十字路口焚化。

 

八、迷信   禁忌

旧社会,县内乡民迷信颇多,主要有:

1、求巫跳神

染疾病或遇天灾人祸,迷信人家即请巫婆神汉来“治病消灾”。巫婆偕“帮君”,哼哼咧咧,装神扮鬼,或烧香画符,或吹水讨药。患者往往不用医药而迷信“跳大神”,病情加剧,重者直至死亡。

2、算命打卦

乡民特别是妇女、老年人多信“命中注定”之说,认为贫富贵贱,福祸吉凶均系前生已定,“八字”早成。故而问命,问财,问婚,问前程,问寿数,乃至出行,找失物,不少人请“先生”(对卜卦、相命、抽帖人的通称)看八字,相命、卜卦,“打失”。问事人报生辰八字和占卜事由,“先生”则察言观色,佯问虚实,然后即望风捕影,编造出模棱两可一语多解的道理,断说问事者的疑难,借以骗财。旧时正、二月间,为抽帖算命等江湖职业者之旺季,他们走乡串户,老人、妇女上当甚多。

3、扶乩讨签

遇事,少数人家请人扶乩。一般用筛箩支架一根筷子作笔,在沙盘(或小米盘)上请神写字,谓可预告吉凶;在神像前抽签再请僧道或星相士讲解吉凶,俗谓“讨签”。

4、拜龙祈雨

久旱不雨,由乡村富户主持,村民参加,敲锣打鼓,“抬龙驾”遍走村内外井、河、沟、渠,高呼“下雨了,下雨了。”一般是求雨三天,等雨三天;降雨即属灵验,不降则谓人心不诚。

旧时,禁忌颇多,妇女尤甚。逢年过节,几乎动辄犯禁:农历正月初三、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以及元宵节三天(十四——十六),二月初二,妇女忌针线;腊月二十三日以后忌剃头,“剃头死舅舅”;男子忌入产房,孕妇忌入孝房;产妇未满月,忌从产房向外拿东西,尤其口袋、钱搭之类,以防“带奶”;妇女忌在娘家生孩子,忌在娘家过年,出门忌听老鸦叫,夜里忌听夜猫子鸣,等等。

解放后尤其近年,封建迷信思想已大为淡薄,禁忌之事也残存无多。

 

九、吸毒  聚赌

旧社会,吸鸦片俗称抽大烟,为县民一大害。早在清光绪年间,烟毒即已入境,始于官商,渐及乡里。从晚清、民国以至东北沦陷及国民党统治时期,百年来,烟癖所及,流毒之广,遍于城乡,汗蒙满人均有染者。官绅豪富,财主老板,既有民脂民膏可刮,且有权势可倚,整日烟榻横陈,喷云吐雾。乃后,中产平民亦有吸食成瘾者,解放前,几乎村村都有几位瘾君子。据1939年不完全调查,吸毒成瘾者近550人,中有妇女125人。其甚者,典当衣物,变卖田产,乃至卖儿卖女,亦在所不惜。烟泡抽不起就扎吗啡,吸海洛因,最后,碾转流离,或娼或盗,或沦为乞丐,有的则毙命于沟壑。

清廷、民国曾“明令禁烟”,但政治腐败,官吏脏贪,烟则愈禁愈烈。日伪政府一面高唱“鸦片管制”,一面开设烟馆,出售鸦片牟取巨利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一面严令禁绝,一面采取措施,才很快根绝了县民近一个世纪的烟害。

聚赌之风,由来已久,始自清末,后经民国以至东北沦陷时期赌风日盛。赌场多为官绅大户勾结当地痞棍而设,借以“抽红”敛财。赌徒多为地痞、流氓、兵匪以及富家纨绔子弟。赌场上,微则分角,巨可千金,甚而质地产,卖骡马。少数赌徒,输打赢要,打硬架,立“光棍”(有的用刀割肉做赌注)。这些大赌场,多为推牌九、押宝、掷骰子。及至平民百姓,旧时有“耍正月,闹二月,离离拉拉到三月”之习,此系少数乡民在过年以及正、二月农闲期间聚赌耍钱,多为小耍小闹,较之常年以设赌为业者实属小巫见大巫之比。新中国成立后,常年设赌抽红已经绝迹,但小耍小闹仍时起时落,旧习不绝。即至近年,此种赌风,尚有延续,尤以春节期间为甚。玩扑克打麻将,输赢往往几十元上百元乃至几百元。

 

十、社会新风

1、计划生育

全社会经多年的努力,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已形成一种民风。“多子多福”“早养儿早得济”的旧思想被抛弃,“一对夫妻一个孩”“优生优育”的新观点进入千家万户。计划生育为荣、家家乐道;城镇好于农村,干部好于群众,知识界好于工人农民。1983——1992年十年间,全县育令妇女计划内生育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百的水平上,多次被命名为计划生育先进县。

2、殡葬改革

旧日,家里老人死亡,均行土葬。一整套举动,择山川、看风水、置棺椁、挖墓穴,陈规旧习亦多:死人入土讲“黑道吉日”,挖掘墓穴须避开“土王入寺”等等。风俗故旧,贫民富户大都南辞其扰,且耗资甚巨。70年代后期,国家实行殡葬改革,县里建火化厂,设殡仪馆,推行火葬制度。城镇居民,无论干部或一般群众,老人死亡,照例由医院开具死亡证明,然后由殡仪馆送灵车(或单位出车)送火花厂火化;化后,骨灰装入骨灰盒,或暂厝馆内,或带回处理。送葬仪礼也一改旧日的扎“纸草活”以及披麻挂孝,号啕大哭的旧习,代之以献花圈、花篮、臂带黑纱、胸佩白花以志哀的新风。80年代中期,火葬制度在全县内全面推开。旧习已破,新风所及,广大农村也渐行火葬。全县火葬率由1980年12.8%,到1985年的50.8%,到1992年,进一步提高为92.8%。

3、争创文明

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,全县开展以创建文明单位、文明村为基本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,倡导“治旧变新”精神面貌好,“治愚变智”科教普及好,“治乱变安”社会风气好,“治穷变富”经济建设好,“治差变优”社会服务好,“治脏变美”村容户貌好。年初列专项,订条件,发动群众;年终,统一考核,统一验收,公开发奖。合格者,受先进单位,颁“文明”牌匾。获奖者引为殊荣,未获奖者鼓劲奋进。由城及乡、由单位到全社会,争创文明,渐成风气。1991年全县被省、市命名文明单位214个,其中省级文明单位3个,市级50个,县级161个;全县被省、市命名的文明单位村81个,其中省级文明村2个,市级15个,县级64个;市命名文明乡3个,县命名4个;县城搞“文明路段”“文明一条街”建设,街灯、路树、花圃,初具规模。1988年爱国卫生运动检查,康平县列铁岭市榜首。

 

十一、衣着

解放前,由于阶级地位和贫富不同,县民衣着服饰也大相迥异。少数绅商富豪,穿罗裹缎,绸衫皮袍,广大劳动人民,则粗衣土布,短裤短袄,甚乃百结鹑衣,或不蔽体。款式习尚,因时期不同各有所异。

民国年间乃至东北沦陷时期,县内大多数劳动人民(主要是农民),冬季棉服是一袄一裤。棉裤多“抿裤腰”,短袄初为带大襟,右系纽扣,后为对襟袄,中间系扣。无内衣内裤,空心短袄外面扎布腰带,带长乃丈,缠腰两围,在腹前绾结为绊。脚上穿乌拉,内絮乌拉草,也有的内穿毡袜。自家做布鞋,麻绳衲底,布帮。头戴毡帽。

夏季一裤一褂,有的穿汗溻,既省布又凉快。大都戴草帽。秫秸编制顶尖入伞形,既遮阳又挡雨。有的帽尖缝制云子卷,帽圈钉两条白地蓝花的大飘带,遇风,两带过下颌系在一起,以防被风刮去,无风,飘动于两颊的两侧,潇潇洒洒。夏日多雨,农民自编蓑衣,披起可做雨衣,铺在地上,歇气躺身子,防湿防潮。平民女子常年土布长衫,也有少数穿士林布(一种浅蓝色机织布)大衫的。冬季内着棉袄,外套长布衫,中等人家间或穿棉袍,外罩布衫。东北沦陷初、中期,妇女流行穿旗袍,袍短及膝,且紧瘦裹体,半截袖,下着短裤,穿长筒线袜,俗谓“高装袜”或“过膝袜”。县民称羡谓为“时髦”。款式既属时髦,面料也多为洋布,“线儿替”和“麻线儿”之类,一般无土布。

少数绅商富豪,衣着华丽,四时单夹皮棉,应时穿戴。夏天穿绸衫,戴洋草帽,春季夹袍,戴呢绒礼貌,冬着棉袍,外穿袍罩,华贵者穿貂、狐皮皮袍;崇尚“遗风”者袍外套花缎或素缎马褂,多为青色或蓝色;戴狐皮或水獭皮帽,衣冠楚济。混迹于官场者,家居穿便服,上班亦着“制服”,民国年间多为中山装,公务员、教员也穿西服,系领带。东北沦陷中后期一律穿“协和服”,戴“战斗帽”,正肃场合有官职者戴“文官帽”。富家妇女多穿细布、绸缎,冬棉夏单。追逐时尚者穿旗袍、皮鞋,打洋伞,逢年过节或会客、外出,还佩戴金银首饰。

旧时,鞋、帽、发式和饰物多种多样,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生产水平生活档次和社会风貌。

1、“洒鞋”、毡鞋

厚底、短脸、矮帮,结实耐穿,县民多喜穿用。毡鞋:鞋底、鞋帮,全用畜毛压制而成,多为白色,镶黑色鞋口,也有少数褐色的。厚底,高帮小鞋口,最适防寒防冻。但毡鞋既重且硬,不便走路,多为富家翁妪和商户老板穿用。康平地邻内蒙古,旧时,鞋帽店铺大批摆卖各种毡鞋。另有一种毛制小毡鞋靴,靴帮靴底浑为一体,既轻便又暖和,中产以上人家儿童穿用,多缝置一层皮底,以期耐磨。老板棉鞋:底厚及寸,加厚鞋帮,一双鞋絮棉可达半斤。鞋前用黑色薄皮扎成“鞋脸”,有“单脸”和“双脸”。鞋体肥大厚重,踏雪不觉冻脚。城里商户老板不走动,冬天多穿此鞋,故名“老板棉鞋”。

2、乌拉

用牛皮缝制,前有褶,旁边有耳子,内絮乌拉草。穿时用绳子穿过耳子绑在脚脖上,晚上把乌拉草拿出来炕干,第二天再用。又暖又轻,农民冬天多穿用。

3、“水袜子”

东北沦陷时期一种矮腰胶鞋。后开门,穿脱方便,农民工人学生都穿用,能踩泥水而形同袜子,群众称为“水袜子”。

4、毡帽

牛羊毛制成,两边大帽耳,遮面颊及两耳,前后有小帽耳遮前额和后额。为抗风御寒,农民多在帽耳上缝狗皮或山兔皮。少数中产以上人家或赶车老板在帽耳上缝狐皮或貉皮,是毡帽之上品。毡帽多为棕紫色,又叫“紫绒帽头”,也有白色毡帽,多为蒙古族同胞戴用。

5、帽头

圆形盔式帽子,有缎面和布面。富家翁或富家子弟多戴大缎子帽头,红琉璃帽疙疸,帽耳多为狐、貉毛皮;非劳动阶层和平民小孩也有戴帽头的,多为布面,布制帽疙瘩。

6、“狗皮帽子”

农民和赶车老板冬天普遍戴用的一种帽子。帽形为“三块瓦”式,帽盔絮棉花,两只长帽耳和额前小帽耳缝狗、兔毛皮,可拢上放下,严冬外出或老动,抵御风寒,尤胜毡帽。

7、“火车头帽”

类似现时流行的“羊剪绒帽”,多为缎面或呢面,缝水獭皮或其它贵重毛皮。绅商豪富或旧时官吏,身着长袍马褂,头戴水獭火车头帽,一派华贵阔气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和社会风气的进步,城乡居民的衣着也有很大变化。大衫长袍逐渐减少,款式多样,与时日俱增。康平解放至新中国成立初期,城乡居民开始穿短服,干部、群众,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。各级干部多穿六兜制服(两小兜两大兜之外还有“斜插兜”),群众称之为“吊兜服”。一般群众,便服短衫,一兜或两兜,男的对大襟,女的斜大襟,便服裤子,抿褶扎裤带。50年代初,干部和一部分青年,冬天穿斜兜棉袄和带囊“马裤”,多为青色和蓝色。干部穿制服,群众也竞相效尤,前开门制服裤开始流行,“抿褶裤腰”的旧式裤子被淘汰,旧社会那种补丁落补丁的短褐鹑衣也不再多见。50年代初期,政府曾号召“爱国穿花布”,干部、群众争相响应。女子花衣花裤,男人花色衫衣,一时间衣着五光十色。进入20世纪60年代,衣着样式开始增多:制服式的有干部服、中山服、人民服以及列宁服、青年服等。干部和部分群众,夏日穿衬衫、制服,冬天穿棉大衣,棉皮鞋。也有的穿大头鞋。青年男女喜逐时尚,夏日穿“肤绸”衬衣和夏威夷衫,春秋穿青年服,冬季多穿“棉猴”,穿棉皮鞋。女装开始流行连衣裙和“布拉及”,穿起来多姿多彩。此时期除棉布外,“的卡”、“的确良”等化纤衣料已开始风行城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 ,由于不正常的群众运动,衣着款式、色彩,据说“涉嫌”资产阶级作风,也无端地受到指责,所以出现男女无别,千人一式现象。服装颜色青、蓝、草绿,单调呆板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左的路线受到批判,人民生活明显改善,衣着穿戴大变样。一年四季,衣着应时,春秋绒衣绒裤,毛衣毛裤,入冬棉大衣,呢大衣,羽绒服;夏日,各种衫裤,非绸即纱,国产、进口,质料精美。中青年穿西服。买夹克衫,讲求高档次。妇女服装尤为千姿百态。夏季多穿裙妆,长裙,长裙、短裙、筒裙、套裙、百褶裙、学生裙等多至几十种;近年又流行裤裙、超短裙。前者肥阔,后者短窄,凉爽潇洒,各极其美。青年男女,有的冬季体不着棉,毛织衣裤,套西装,罩呢大衣或“硼胶棉”服。旧衣,过时衣服为年轻人所不睬。家居老人,也都是冬棉夏单,一人好几套,应时穿换。不论城乡“缝破补烂”现象,已不复见。

发型、饰物也随时代而变。民国年间及东北沦陷初期,城乡姑娘,大都梳发辫,初为单辫,有的辫长过臀,粗辫根,扎红头绳,辫梢扎绿头绳或彩头绳,所谓“红辫根,绿辫梢”,为当时习尚。稍后,又流行双发辫。结婚妇女不再梳辫,而梳发盘髻,俗称“疙瘩纠”。髻盘脑后称“后纠”,盘在头顶称“正纠”。为包拢发髻不散,农村妇女多以线织小网兜扣在发髻之上,俗称“包网”,网上横插簪子(银或铜制)或“疙瘩针”。年轻女子一看发型,可立辨婚否。至东北沦陷中、后期,剪长辫留短发,才在城乡妇女中流行起来。未婚姑娘短发散披,也有梳两根短辫的。单根长辫已不多见。结了婚,就把头发在脑后反卷起来,用发夹夹住,叫“卡窝反”,为妇人特有的发型。城里和富家女人也有烫发的。男人大都剃光头,城里人或在官、商两界混事儿的也留平头或分发。受迷信和习惯影响,彼时男孩剃头不剃光,前留一撮,后留一撮,俗称“鬼见愁”;女孩前颌留水头发,脑后梳小辫。新中国成立后,男子普遍留分发,近年不少青年也流行烫发;中青年女子发型多样,短发、“五号头”、披肩发以至近年的各式烫发,“曲卷”、“螺旋”。。。。。。不一而足。

饰物:旧时,官商或富家女人多戴首饰。有手镯耳环,多为银制或玉制,少数也戴金手镯、金耳环、金戒子(俗称“金镏子”),男、女都戴;富有人家男婚女聘,多赠各种首饰,平民百姓与金玉无缘,女孩扎耳眼,带铜耳环。女人出嫁,衣襟多系花手帕,带烟荷包;新中国成立后,金银首饰再不多见。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,青年妇女开始佩戴耳环、金项链。近年,不独青年戴金戒子、各种手表和变色眼睛,少数老年人(多为离休干部)也戴金戒子,老年妇女也佩戴金耳环。

 

十二、饮食

康平县土地广袤,农作物以高梁、谷子为大宗,故而城乡居民,素以高粱米、小米为主食,杂以其它粮谷。解放前,平民百姓常年粗粮糙米,副食多为咸菜、大酱、大葱和一些可食野菜。夏秋两季,园栏自种蔬菜,旺季才能吃到黄瓜、豆角、南瓜、土豆、茄子之类。冬秋两季吃白菜、酸菜、萝卜、土豆,少数人家间或吃些豆腐、豆芽和以盐豆。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,才略备粳米、白面以及少量肉、蛋、粉条。特别是春天,人们叫“苦春头子”,粮米不多,又少菜无油,不少人家煮干白菜,蘸大酱,没有大酱就蘸咸盐花。劳动人民生活之清苦艰难可见一斑。

少数官绅富豪,过年过节或迎宾待客,自是米、面、鱼、肉,每位佳肴,即在平日,也细粮不断,肉蛋常备,应时菜肴无或稍缺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但主食仍为高粱米、小米。1958年以后,大面积种植玉米,在农村,玉米成为大宗主食,至70年代末这十几年中,农民饭食几乎顿顿少不了苞米面饽饽。只在几个大节日,国家才按人供应少量粮食。城镇居民,农村非农业户和职工干部,吃粮由国家统一按量供给,细粮占一定比例。70年代末,农民主食又恢复以高粱米、小米为主。也吃玉米面,但磨制精细;吃苞米面饽饽,有油有菜又有秫米、小米稀饭调剂,一改过去单调无味的饭食。实行改革开放以来,城乡经济有很大发展,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。近年,城镇居民大都以细粮为主,只为调剂或尝新有时吃点高粱米、小米或玉米面;在农村,不少人家大米、白面常年不断,一部分富裕农户主食全部为细粮。城乡副食品类逐渐丰富,城镇居民,鸡鱼肉蛋,应时蔬菜,随吃随买,肉吃瘦肉,菜要鲜菜,有的多吃豆制品;在农村,夏秋两季,家产瓜茄蔬菜,自给自足;不少人家过年杀猪,猪油、豆油不断;只有少数较贫困农民,仍以粗粮为主,油水不多,副食啥贱吃啥,咸菜大酱常备不缺。

康平县城乡居民有喝红茶习惯,溯其源流,一是因与内蒙古毗连,再则,县内汉、蒙多年杂居,蒙古族人视茶如饭之习俗,逐渐染及各族居民。“茶习”自50年代起,始于县境西部,其后饮茶人渐多。到70年代,茶习遍及全县。近年,地不分城乡,人不分男女,除儿童之外,几乎都喝红茶。有的喝茶成瘾。一般喝茶多在饭店、酒后,农民多喝午茶,茶后下地干活轻爽不渴。家中来客,即不备酒饭,烟茶必不可少。初时,沏茶多用瓷壶,喝茶用小碗,一户茶可喝二、三人或几十人;近年来,“茶习”渐深,多喝碗茶。茶器一般为带盖的扣碗(“茶缸”),一人一碗,随喝随续,浓淡因人而异。有人喜喝酽茶,茶色深红、茶味微苦。为适应县民之茶消费,城乡商铺均售茶叶,以红茶为大宗。

为冬、春两季吃菜作准备,城乡居民素有贮菜习惯:

1、窖菜

入冬前,农民在庭院中掘土为窖,一般深六、七尺,宽、长以贮藏多少为准。立冬前后菜即下窖。多贮藏白菜、萝卜和土豆,备冬春两季食用。窖藏白菜经隆冬严寒,也仍保持鲜绿,群众多叫“新鲜菜”。贮藏多者除自用外,过年、开春也出售一部分。“百菜不如白菜”,县民生活中一年四季离不开白菜。

2、“汲”酸菜

一般在霜降至立冬之间,将选好的白菜收拾干净,摆进缸中,一天后加水,加冷水开水均可。菜上多压重石,以防白菜浮出水面久而溃烂。旧时农家酸菜缸多放在里屋(即卧室),如今房屋宽敞,人们也讲究卫生,酸菜缸都放在厨房。一个月就可渍酸。猪肉炖酸菜,酸菜炒粉以及近年的白肉火锅加酸菜别有风味,吃饺子包陷也为县民所喜爱。

3、腌咸菜

北方群众饮食多喜盐,康平亦然。入秋天气渐凉,蔬菜旺季一过,人们便开始腌制各种咸菜。旧时农民腌咸菜,多腌“辣菜疙瘩”。切掉“辣菜缨”,将“疙瘩”削好洗净,放入盐水缸中腌一个时期(一年半载或几个月),基本腌咸,为白色,人称“白咸菜”,切丝切片,或生吃或炒熟,均可佐餐。咸中有味。腌渍时间越长,色愈深,切后红中透明,咸味很重,吃起来感到“杀口”。有的人家把辣菜缨也放在缸中腌渍,入冬或来年开春,和豆腐一起炒着吃,别有滋味。“辣菜缨炒豆腐”,算是庄稼饭菜中一道上谱的菜。建国后,人们也一直保留腌咸菜习俗,近年,生活提高,饮食结构也有变化,人们腌咸菜也越来越细,越讲究,不求量大,但求质好。把白萝卜切丝凉干,吃时用酱油浸泡,再加糖、姜味素等作料,随吃随腌,方便可口。其它,腌豆角、腌黄瓜、腌辣椒等腌制精细,颜色嫩绿,咸脆适口。

4、下酱

大酱是县民饮食不可缺少的副食品,历史源远流长。即使在城镇,住楼房,生活日益现代化,不少人家每年还要下大酱,尤其农村,则是家家吃饭,家家下酱,传统习俗,历史不衰。国家供应粮食,每到冬季还专门供给城镇居民“酱豆”。冬季或春季(多在农历2月)家家“烀酱”;旧时酱豆用碾子压,现在大都用“绞机”绞。绞碎后趁热打成长方体,叫“酱块子”,放在较热地方一、二月即可完成发酵,群众叫“格”了。开春农历4月是下酱季节。多年传统,下酱一般选在农历四月初八、十八或二十八。下酱要用“甜水”,酱味好,近处没有,不惜走一段路也担甜水下酱。一个多月发好,透出一股特殊酱香,即可食用。一年一吃,来年再下新酱;旧酱剩下了叫“陈酱”,多用腌渍咸菜。

康平县地僻民穷,各族人民长期清苦简淡生活,世代相沿,形成几种“庄稼饭菜”的风味食品,饶有特色。

1、小豆腐

旧时,农家把黄豆泡至膨胀程度,然后用磨磨碎成“水沫”状,叫“豆腐沫”。“沫”中加剁碎的菜(白菜、萝卜或苣麻菜),在锅中煮几个“开锅”,至菜烂“豆沫”熟放出豆味香气即可。然后葱花拌大酱,有的还放些辣椒,蘸一口吃一口,有大豆腐所没有的风味。彼时,农村土财主初一、十五常为雇工做小豆腐(群众叫“擦小豆腐”),以示改善生活。虽无鱼、肉之浓香,却有食之不厌之风味,深为人民群众所乐食。新中国成立后以至近年,农村仍有不少人家,喜欢吃小豆腐。但磨制“水沫”太麻烦,多将黄豆磨成豆面。这种小豆腐吃起来香味稍逊,但仍为“庄稼饭菜”中的“名品”。

2、粘豆包

解放前境内麦稻很少,农民多有种糜子的,,故而,粘豆包就成为乡民们一种美食。黄米面稍经发酵做皮,小豆煮烂做馅,用苏子叶垫底,蒸熟后,稠粘黄亮,蘸红、白糖,吃起来既省菜,又别有风味。旧时,过年“淘米”蒸粘饽饽,是县内乡民之多年习俗。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近年,城乡居民仍多有此风。不过,由于细粮在居民主食中比率越来越大,过年蒸粘豆包,农村已不如旧时那样数大量多,在城镇居民中则多作为“尝新”的风味食品。

3、豆面卷

豆面卷是黄米面做的另一种风味食品。把黄米面和好蒸熟,即所谓“粘团子”,再把黄豆炒熟后磨成豆面,撒在桌上或案板上,把蒸熟的“粘团子:放上去擀成薄片,边擀边撒豆面,再卷成面卷,切成小段。吃起来,有年糕豆面双重香味,乡民多喜食之。

4、桥面河漏

 旧时,人民群众常年吃不到细粮,农家多种荞麦。荞面除做面条、包饺子以外,人们还喜欢吃河漏。锅中把水烧沸,河漏床子放在锅沿上,和好荞面填进床子大孔内,然后加压,荞面从孔底许多小眼中出来落在锅中沸水里,熟后捞出盛碗,浇卤汁,吃起来滑润筋道,饶有风味。小户人家没有荞面,用高粱米面加榆树皮面,也可以压制河漏。旧时,乡下人冬天进城,长吃大碗河漏,既便宜,又热乎。

5、辣椒闷子

把辣椒切碎,放入碗中,加鸡蛋、豆油、大酱和其它作料,搅拌后蒸熟成鸡蛋糕状,食之稍辣且香。夏秋之季,煮青苞米,烀茄子、土豆,蒸上一碗辣椒闷子,这地道的“庄稼饭菜”向为广大群众所喜食。

6、羊汤

康平县农村多养羊。每界夏秋之交,草茂羊肥,民间素有喝“羊汤”习惯。用羊肚、羊肠和羊血,也可加茄丝,黄瓜片,煮制成汤,鲜而不腻。吃花卷喝羊汤,别具风味。近年,城乡饭馆有的专门煮制羊汤以招徕主顾。

 

十三、住房

 

解放前,县民居住条件极为简陋。县街为小镇,商户铺面、官绅住宅、衙门机关以及学校、庙宇等地房舍为砖木结构,有平房、有瓦房,也有少数四合院。平民百姓,不论祖居县城或后来移居的,大都是土木结构。贫苦乡民,自然是土舍茅屋,蓬门敝牖;就是那些地主、富农的“土财主”也有不少人家是土房屋土院墙。大村落或有一两家、两三家高门大院,砖瓦房,砖门楼,个别人家四合院套、黑漆大门,带一点“乡村侯门”气派,多为混迹官场者或绅宦富贾在农村的祖宅或“别院”。因自然环境不同,房屋样式也有所异:县境西部,多碱甸碱土,农舍多为平房,春秋两季拉碱土泥抹房顶,以防漏御寒;县境东部辽河岸畔,水丰草茂,一部分人家盖草房,苫一次房盖可挺五、六年或七、八年,但风沙为患,仍以平房为多。

中产人家,土平房一般是正房三间,一头开门,一间外屋两间里屋,即所谓“口袋房”。外屋即厨房,有锅台、水缸、碗架、柴禾堆,冬季还有泔水缸和其它家什杂物,一间房摆放很满。里屋两间中无间壁,叫“连二屋”,一铺大炕称“连二炕”,都是火炕。为起居方便,大都在长炕中间过梁底下挂“隔扇”。“隔扇”为木制,与炕同宽,晚上放下来,长炕被隔而为二,早晨折起来挂在檩钩上,又恢复宽房大屋的格局。家庭人口多,有的搭南北炕,叫“对面炕”。南窗,一间房两扇。彼时很少玻璃,木制格子窗,多糊窗户纸,糊后在纸上刷豆油或其它植物油,既可防雨浸浇,又显得屋里亮堂。连二屋一般开两扇后窗。县西部毗邻内蒙一带,旧时多匪患,一般房屋后窗较小,有的不设后窗。三间房,有的当中一间开门,作厨房(即“外屋地”)东西各一间作卧室,群众称为“钱搭子房”。在正房旁边后接的房子叫“挎耳”,传统风习,“接东不接西”,所以多为“东挎耳”,绝少见“西挎耳”。“耳房”都比正房矮小。

农村富户,所谓“大人家”,一般是五间正房,中间开门,东西各两间,多为“连二屋”。讲排场人家,“连二屋”中间钉木制花隔扇,分里外间,宽炕沿,仙鹤腿炕沿柱。彼时,算是乡村住房最高档次。“大人家”除正房外,还有东、西厢房,三间或四间。东厢房一部分为雇工居住,另一部作马圈,草栏子;西厢房多作碾房、磨房和仓库。有高大院墙和大门洞。民国年间到东北沦陷初期,不少“大人家”住宅都有“炮台”。“炮台”为两层,建于住宅四角,防击匪盗,拱卫家园。

寒户贫民,旧时称为“小人家”,一部分自己无房,租住富家大户的厢房或门房,也有少数住场院屋子或一面北炕。一家数口,有的祖孙三代蜗居一室,艰难困厄,苦不堪言;一部分有房户,也大多是两间“光腚房”,无强无院,夏季漏雨,寒冬透霜。

到东北沦陷中、后期,进入20世纪40年代,玻璃才逐渐为民宅所用。中产以上人家,底扇窗子装玻璃,上山仍多“盤长”格子窗,糊纸;小户人家在底扇窗上糊一小块玻璃,作为“望镜”。民谣“东三省×大怪,窗户纸糊在外。。。。。。”即指此而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城乡住房条件逐渐改善,到20世纪60年代,在农村很少有租房住的,虽土房土院,但大都是自家房屋。城镇居民一部分自家有房,一部分租房住,土房多砖房少;房产部门相继盖起住宅,多为土平房,还有“草拉房”,一户两间或三间房两户,住对面屋。县城职工大多住此种住宅;一部分不带家属的职工住单位或房产部门的集体宿舍,大部分为砖房。到70年代后半期,县城各单位开始自建职工住宅,均为砖平房,两间一户,多有“老少间”,一家三代,五、六口人,也勉强住下。从70年代末期起,个人自建住宅,风起云涌,发展迅速。屋房结构、式样、格局均有较大变化。“北京平”在80年代初期成为自建住宅之主流式样。一般为三间,也有四间的,自成院落。室内格局日趋新颖:有卧室、客厅,格局又提高一步。卧室,客厅装修讲究,自装“土暖气”,有的开洗浴间,设大浴盆。80年代中期,房产部门开始建商品住宅楼,初为四层,继而五、六层;进入90年代,各部门、单位纷纷集资建楼,皆为五、六层,室内结构,初时多二室,或两室一厅;再后,不论三室或两室,皆设厅,卫生间为坐便,有的阳台全封闭。楼房使用面积少则30多平米,多则达七、八十平米。原住房产平房的居民动迁,搬进楼房;原自有住宅职工,也纷纷卖房买楼。主楼风极盛一时。县城一部分先富户,也竞相自建住宅楼,多为两层独院,标准高,样式新。自建楼或住商品楼,都进行装修。材料多用地板砖,墙壁纸,华丽板,也有的铺地毯。卧室,客厅富丽堂皇。

此时期,随着农村经济发展,广大农民住房也有明显改变。原来的土平房逐渐为砖瓦房取代。新建住宅,三间、四间不等,有“北京平房”也有灰、红瓦房,不少人家砖砌院墙,铁焊大门。房屋格局一改以往“连二屋”、“对面炕”的旧貌,一房多屋,全家人各有卧室,起居方便;单设厨房,炉灶干净。只有少数乡、村部分尚未脱贫的农家,还住土房。

十三、行旅

康平县地处偏僻,交通素不方便。解放前,平民百姓外出办事或串亲访友,都是步行。出远门或妇、幼、老人间或搭坐便车;遇有大病急事,也是邻里间求车相送。乡村大户人家养马拴车。民国年间都是大车(一种粗木车轴,车轮钉铁瓦的木蓬车),车体笨重,强马健骡日行不及百里。城乡富户有的养马专为乘用。经骑训,马走步平稳,行速快而少颠簸,谓之“走马”。绅商官吏外出,男人骑“走马”,备鞍鞯,走路既快,又风光阔气。女人坐“小车子”(一种带蓬的畜力车),也坐大车。民国年间,“小车子”有官绅大户自备的,也有出租的;出门坐轿,康平不多见。20世纪30年代中期,康平才通汽车,始由铁岭经法库到康平,以后通到章古台。车次少,票价贵,县民行旅以步代车。

解放初期,经过土改,很多农民自家栓车,赶集下店,串亲访友,多坐花轱辘车,少数农家坐“皮车”(当时通称胶轮大车为皮车)。20世纪50年代初,县城与张强、方家屯、小城子等几个主要区乡之间,有出租的胶轮大车。左右搭跨,一车最多可乘20人。50年代后期,汽车线路渐多,去法库铁岭等地乘汽车,其它地方仍是步行或坐大车。后来,自行车日渐增多,各地又有了拖拉机。至此,人们外出才免于跋涉之苦。80年代以后,不少农户添置了手扶式拖拉机和毛驴车。自行车也遍及城乡。加之公路四通八达,班车车次也多,1991年县内又通火车,远途乘汽车、火车。近处大多骑自行车或坐“驴吉普”(毛驴车行走轻便,诨称为“驴吉普”),徒步跋涉已不多见。职工上班、农民下地几乎“自行车化”,少数人自购摩托车,往来于县内外和城乡之间。

 

十四、生活器物

县内各族人民长期杂居共处,相互染濡,某些生活器物,也反映当时社会习俗和生活风貌。择其要者记之。

1、火盆

解放前,大多数农家都有火盆,是冬日取暖不可缺少的器物。旧时,物质文明落后,加之农民素来清苦,冬日无防寒设备,就用火盆取暖。每年中秋节后,各家就挖泥打火盆。多用红泥、黄泥,泥质好,无沙砾杂物,且粘稠细腻。在阴凉处放上几天,过过“性气”,以防成盆后崩裂。把乱麻旧绳,拆细剁碎,为“麻道”,掺和在泥土里,然后用瓦盆作“模型”,泥成盆状,是为半成品。在进行加工:收口,加底,拍平、擀光(多用玻璃瓶子或秫秸棒)放起阴干十天半月。严冬一至,即可盛火取暖。农家做早饭烧开锅后,就把灶堂里的火扒在火盆里压实。彼时农家多为三代同居,火盆一般放在老人炕上。小屋里有一盆火,既可烤手又暖屋子;有是哄小孩烧土豆,妇女烧烙铁烫衣服,也颇方便,可谓“一盆多用”。建国后一个时期,乡村不少农家还有冬天用火盆的。如今边远村屯间或有之,一般地方已不多见。

2、烟袋

旧时,县民多有吸烟习惯,以老人、成年男女为甚。烟为土产旱烟叶,所以烟袋也叫“旱烟袋”。烟袋杆多为乌木,黑色,也有竹杆,为黄色。中间有孔,一端安烟袋嘴,一端安烟袋锅。烟袋嘴品类多,贵贱档次不同。富家翁、妪,人称“老太爷”“老太太”的,多用玛瑙、翡翠烟袋嘴,也有普通玉石的;平民百姓用玻璃嘴或假玉石嘴。烟袋锅为铜制,有白铜或黄铜。烟袋长短粗细因人而异。中、老年妇女多居家,用长烟袋,细烟袋杆,小烟锅;男人多为短烟袋,长不及尺,烟袋上系烟口袋,外出或干活,携带,装烟都方便;一种粗杆粗嘴、大烟锅的烟袋多为老年人所喜用。手艺人、行商小贩常用较细的铜烟嘴、竹烟杆的“小烟袋”。民国民间,商号老板多吸水烟,用水烟袋,全部为铜制,形状大异于旱烟袋。如今,偶尔见于影视屏幕上,生活中已无此种器物。

 

      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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